从《随园诗话》的翻译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在现代中国的命运
魏晋之时，有一个名士叫嵇康，愤世嫉俗，放浪形骸，善于弹奏《广陵散》，反对当权者司马昭，被司马昭杀了，他在临刑之前，要求把琴拿来，抚琴弹了一曲《广陵散》，弹罢说道：“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”。　
民清之际，也有一个名士叫章太炎，同盟会的元老，国学大师，主张共和，不肯趋炎附势，反对当权者袁世凯，被袁世凯关了起来，他绝食抗议。他说：“吾死以后，中夏（华）文化亦亡矣！”
这种自诩，看来不是吹牛。章太炎死后，中华（夏）文化就是没有灭亡，也是 “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”了。后来又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荡涤，这回可是真正革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命了。
“旧”是破了，并且破的很彻底，“新”却没有立起来。封建性的“糟粕”倒是剔除了，民族性的“精华”却也没有吸取。就像在邯郸学步的那个寿陵人一样，我们没有学会邯郸人优雅的步法，却忘了我们原来是怎样的走路，只好“匍匐而归”了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解放思想了，提高认识了。又有许多有识之士在提倡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教育，要发扬光大我们的“国粹”，以便能“倡绝学于将湮，振斯文于不坠”（王阳明语）。
我们又回到了在文革中没有烧尽的“故纸堆”的灰烬旁，有人在故纸堆中看到了宝物放出的毫光。有人说：那是古人们博大精深智慧的闪光，有人却以为那是金子发出的光辉。大家于是携手从灰堆中，又重新扒拉出了老祖宗留下的遗产，居然还整理出版了一套又一套的文库。看你出文库，我也出文库，看你出丛书，我也出丛书，大家都在卯劲出。仅我在书店里看到过的“中华传统文化经典”之类的文库丛书，大同小异的版本就不下四、五种之多。这当然是现阶段文化事业的盛事。
无奈的是：传统文化经典之道，“不传者久矣”，所谓经典者，大多不免高深艰涩，佶屈聱牙，对普通读者的来说，恐怕难以咀嚼消化。这点您甭担心，出版商都为我们想到了，原文配上注解和译文，“传统文化经典”已经加工成汉堡包式的“传统文化经典快餐”了，我们不用“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”地苦学了，我们可以听着流行音乐，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轻松地享受这道快餐了。
兴之所至，我也想附庸风雅，也想买一套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》来装点门面，顺便受点传统文化的熏陶，增加点古典文学的修养，可是一看价值不菲，于是就在书店买了一本外表装帧还算漂亮的“陕西旅游出版社”出版的清代袁枚著的《随园诗话》。
我随手翻阅了一遍，却感到这套“传统文化经典快餐”不是想的那么好吃，而是实在难以下咽。这快餐也忒粗制滥造了。里面的译文，就想汉堡包里夹进了烂菜叶子，变味的火腿片一样。抵抗力差的人，吃了这道“快餐”，难免不会“拉肚子”，生病住院。
译文里，且不说有把“冯京”写成“马凉”之类的马虎，或是把“the Milky Way”（银河）翻成“牛奶路”之类的“硬译”，有些简直就是“关公大战秦叔宝，张飞大战尉迟恭”之类常识性的低级错误。这样的错误，连我等业余爱好者就能发现，此类所谓 “以古今名著今译的形式出版”的文库，居然还出版了，而且还打着“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，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”的旗号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
谓予不信，顺手从这本书中拈来几例，原有译文一字不易，请大家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（《陶渊明集.移居》）：
例一（书中第10页）：
【原文】同寓人常熟孝廉赵贵璞，字再白，倾盖相知，西林相公门下士也，欲荐余见西林，有尼之者，因而中止。
【译文】同住的还有常熟孝廉赵贵璞，他的字叫再白，与我谈的十分投机。他是西林相公门生，本来要把我引荐给西林相公，因为有僧人前来拜访，只好暂且中止了。
这里把“有尼之者”翻译成了“有僧人前来拜访”。联系上下文，好像语气语境也不对呀。现在物理学上也还讲“阻尼运动”，照此翻译恐怕要成了“阻止尼姑的运动”了。
其实这里“尼”也，不是和尚，也不是尼姑。翻开词典一查，原来“尼”字还有“阻止；阻拦 [impede]”的意思。其实，“有尼之者”，直译就是“有阻拦他的人”，或者翻译成“有人阻拦他”。
这样的句子古语很多。
《墨子》中有：“淫嚣不静，当路尼众。”
《孟子集注》有：“行，或使之；止，或尼之。行止，非人之所能也。吾不遇於鲁候，天也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！”
《曾胡治兵语录》有：“道微俗薄，举世方尚中庸之说，闻激烈之行，则訾其过中，或以罔济尼之，其果不济，则大快奸者之口。”
例二（书中第37页）：
【原文】书家“北海如象，不及右军如龙”，亦此意耳。”
【译文】书家说：“孔北海象一头大象，比不上王右军如龙。”也是这个意思。
这里把“北海”译成“孔北海”了。
“孔北海”何许人也，“孔北海”就是《三字经》里面提到的“融四岁，能让梨”的孔融，孔老夫子的二十世孙，自小聪明，后为中郎将，累迁北海太守，世称“孔北海”。《三国演义》中就有“刘皇叔北海救孔融，吕温侯濮阳破曹操”这么一回。可是没听说过孔融善书啊。
其实，此“北海”非彼“北海”也。爱好书法的人应该知道，这个“北海”其实就是唐朝的李邕—“李北海”，而不是三国时的孔融—“孔北海”。
清人的《承晋斋积闻录·名人书法论》有这样的评论：“唐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李邕、徐浩，皆第一等书也。”
《太平广记》中提到：“天宝初,（邕）为汲郡北海太守。邕早擅才名，尤长碑记。前后所制，凡数百首；受纳馈送，亦至钜万。自古鬻文获财，未有如邕者 。”
这本书的翻译者却如此张冠李戴。
例三（书中第40页）：
【原文】闺秀能文，终竟出于大家。张侯家高太夫人著《红雪轩稿》，七古排律至数十首，盛矣哉！其本朝之曹大家乎？”
【译文】闺房中的小姐能够写文章，毕竟是出生于大家族。张侯家高太夫人写有《红雪轩稿》，七古律诗竟然有几十首，实在是太丰富了！还有本朝大家的呢？
这里把“其本朝之曹大家乎？”译成了“还有本朝大家的呢？”，翻译者把“曹”字避而不译，活生生地就把“曹”字给阉割掉了。
《幼学琼林》中有“曹大家续完汉帙，徐惠妃援笔成文，此女之才者”这样的句子，“曹大家”者，不是别人，而是东汉的班昭。
“班昭”为什么又叫“曹大家”呢？，翻翻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、《汉书·外戚传》就可以知道：班昭，字惠班，一名姬。扶风曹世叔妻。班昭博学高才，其兄班固去世后，所著《汉书》有八表和《天文志》尚未完成。班昭奉和帝诏续而成之。和帝数召班昭入宫，师事皇后诸贵人，所以又称她作“大家”。
原来如此而已。
例四（书中第51页）：
【原文】按《宋史》：理宗谢后宝庆三年册立，垂四十年。而度宗嗣位，尊为太皇太后，已老病不能听政。德佑二年，宋亡，徙越七年而崩，寿七十四。是至燕时，已六十七矣；宁有刘曜羊后之虑哉？水云又咏宋宫人分嫁北匠云：‘君王不重色，安肯留金闺？’则世祖为人可知。
【译文】按《宋史》上说：理宗谢后宝庆三年就被册立，一直有四十年，而后度宗被立为继位人，拜谢后为太皇太后，她已经老的不能听政了。德佑二年，宋朝灭亡，又过了七年她死了，七十四岁寿终。到燕京的时候已经六十七了，怎么会有刘曜羊后之恋的事呢？水云又赞颂宋宫人分嫁北匠说：‘君王不重色，怎么会留那些美人在宫中呢？’那么从这些事就可知宋世祖的为人。
短短四行字的译文就有三处纰漏。
其一，“垂四十年”这里翻译成“一直有四十年”。“垂”字在这里不是“一直”的意思，而是“接近,快要 [approach；near]”的意思，“垂四十年”就是“接近四十年了”。
其二，“宁有刘曜羊后之虑哉”，被译成了“怎么会有刘曜羊后之恋的事呢”。请注意原文“虑”字与译文“恋”字的区别。这种差别绝不仅是一个字的差别。
“刘曜羊后”是谁呢？这要搞清楚，得查半天历史书。这要说清楚，也得费一番口舌。
先说刘曜。刘曜乃匈奴人刘渊之族子，少养于渊。公元304年，刘渊起兵反晋，称汉王。公元308 年又改称皇帝，建都平阳（今山西临汾西南），国号汉。刘渊310年死，子和立。刘和发兵要消灭刘聪，反为刘聪所杀，刘聪即帝位。刘聪乃刘渊第四子。公元318 年，刘聪死，经过一番内乱，皇位被刘曜夺去。刘曜迁都长安，改国号为赵，史称前赵。
再说羊后。羊后乃晋惠帝之后。晋武帝司马炎死，其子司马衷立，这就是晋惠帝。惠帝衷鲁愚迟钝，近于白痴，无力驾驭政局。不久皇室内部爆发了一场大混战，史称“八王之乱”。最后东海王司马越掌握军政大全权，晋光熙元年（306年），晋惠帝被毒死，司马越拥立了晋怀帝，八王之乱结束。
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：晋怀帝永嘉五年（公元311年），刘曜率汉军攻陷洛阳，怀帝被俘，晋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。《资治通鉴.晋纪九》载：（刘曜）“纳惠帝羊皇后，迁帝及六玺于平阳”。
从上我们可以看出：刘曜与羊后，一个是征服者，一个是阶下囚，二者何恋之有？就像《三国》中曹丕纳甄氏一样，无非是刘曜看上了羊后的美色，然后占为己有而已。
其三，翻译者把“水云又咏宋宫人分嫁北匠云：‘君王不重色，安肯留金闺？’则世祖为人可知。”翻译成了“水云又赞颂宋宫人分嫁北匠说：‘君王不重色，怎么会留那些美人在宫中呢？’那么从这些事就可知宋世祖的为人。”
翻译者把“世祖”翻译为“宋世祖”了。
查遍《宋史》，也找不到“宋世祖”这三个字，宋朝称“祖”的，只有“宋太祖”赵匡胤。其实根据前后文我们就可肯定这个“世祖”不可能是什么“宋世祖”，而是“元世祖”忽必烈也。略有文史知识的人就会知道，从汉代开始，凡创业的国君死，其庙号才能称为“祖”。
这段原文的历史背景是：咸淳十年（1274）七月，宋度宗去世，年仅四岁的度宗嫡子赵顯为帝，是为恭帝。年过花甲且有病的太皇太后（理宗皇后）谢道清，垂帘听政。宋恭帝德佑二年（1276 年）元军兵临临安城下，二月初，以恭帝与谢太皇太后为首的南宋朝廷，向元军伯颜部投降。五月初，恭帝及生母全太后，还有谢太皇太后等被押至大都。忽必烈为了招降南宋抵抗力量，对投降的小皇帝及皇室成员颇为优待，六岁的宋恭帝被降封为瀛国公。
这段话的大意应该是讲：谢太皇太后被俘虏时，已经年老色衰，忽必烈不可能像刘曜霸占羊后一样将她占为己有。水云又有诗赞颂（忽必烈）把虏获的宋室宫女分嫁给了北匠这件事，认为他不好色，不肯这些宫女留在宫中自用。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忽必烈的为人了。
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嫡孙“元世祖”忽必烈，就这样被翻译者改头换面，变成了子虚乌有的“宋世祖”了。
例五（第70页）：
【原文】“那霸清江接海门，每随残照望中原。”
【译文】是谁霸占着江海连接的地方，每回都随夕阳望中原。
这里翻译者将“那霸”译成了“是谁霸占着”了，这简直让人哭笑不得。
事实上，只要看到原文在前面提到的诗词题目是《偕全公魁使琉球》，就应该想到这可能是个琉球的地名了，再查一查，就可以确定，所谓“那霸”者，琉球王国的首府也。
当然，袁枚的那个时候，琉球还是满清的附庸，现在我们知道“那霸”是让日本鬼子给霸占着了。
好好的一部《随园诗话》，就这样被“张冠李戴”了，被“阉割”了，被“改头换面”了，被“霸占”了，《随园诗话》何辜之有也。这是在普及呢？还是在糟蹋？
窥一斑而知全豹，则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了。
《广陵散》在嵇康死后，没有绝响，我的电脑里就存有《广陵散》的曲子。不过在听的时候，我却总是怀疑地想：这还是当年嵇康所弹的《广陵散》吗？

（文／伊索）

　　上帝之鞭哥们儿，前日与你公开信一封，想必你已知我良苦用心。奈何旁人读帖不细，思虑未深，竟污我恶语谩骂攻击于你，实大谬。故再书于你，澄清两件事，以正视听。

　　我在前一封信里，潜词造句大概有些刻薄，其实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反对论坛上出现的谩骂歪风。为什么要拿你开刀，第一，我们比较熟；第二，你的言语撞到枪口上；第三，你是论坛“老人”，杀掉你一个，可以儆示一些人。可惜我的表现力还是比较差，话没说得透溜，致使部分人等产生误解。

　　我是最反对在论坛上使用攻击性语言骂人的，这样只能图一时口快，却于事无补。鲁迅论坛是个自由的地方，不只是鲁迅论坛，在我看来，任何公共论坛都应该是自由的，都应该容忍各种人，各种思潮。然而有的人却片面地理解了“自由”两个字，甚至歪曲自由。我除了在鲁迅论坛任斑竹之外，还在教育论坛的文学憩园担任斑竹，为了招徕人气，我有时会公开或私下里进行一些宣传，我的广告多把自由的大旗打出去，结果有的人就趁此机会考验我的肚量了。有个叫P什么123的家伙颠颠地跑到憩园，骂了我一顿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隐约觉得这个ID在哪里见过，后来在鲁迅论坛看到了。原来这家伙是个习惯骂人的主，跟许多朋友都开骂过，而且很难听。象这样把骂人当成自由的标志，简直是可笑之极。论坛欢迎各种思潮的碰撞，但是反对借此名义实行人身攻击。辱骂和恐吓不仅仅不是战斗，它什么也不是。

　　我反对骂人，同时我也反对对骂人者的容忍。因为对骂人者的所谓宽容，其实是一种纵容。骂人者得到了快感，被骂者却饱尝了委屈。这违背了平等的原则，而平等，才是自由的前提和保障。所以对那些首先开骂的人，要坚决予以还击，以其人只道还至其人之身、之心，你打我的左脸，我就打你的右脸，如果你没有脸供我打，我也要踹你的屁股。这样，我们之间才平等了。在不防卫过当的情况下，对开骂者猛烈还击，是制止骂人的有效方法，也是对那些始作俑者一个惩罚。这些喜欢骂人的人应该核计核计了，当别人说两句美国的好话时，你是否要给人扣上美国走狗的帽子？当这个论坛有替日本人开脱罪名的帖子出现时，你是否就把这里定性为汉奸窝？当有的网友与另一个网友的观点一致时，是否就是那人的喽罗？如果你以这样的认知去理解别人，理解论坛，那么只好请你也坐进瓮中，尝尝滋味了。

　　另一个我要谈的问题是关于斑竹的。斑竹经常被认为是所谓“论坛领导”，是代表某些势力的。其实这完全是误解。斑竹和众多网友是平等的，斑竹的工作只是在于维护这个论坛，使其能正常运转，并尽量提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环境。我常说斑竹是个扫垃圾的，与其他网友的区别仅仅是分工不同，就象我们都有爱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环卫工人。我是说斑竹无非就是把论坛上不应该出现的帖子删掉而已，而推荐、置顶等权限都是一些搭配，因为网友们都有自己的头脑，一个帖子是否值得一读，完全不需要斑竹去指手画脚。正因为网友们有自己的头脑，所以我也相信如果测试这个头脑，IQ值都不会低于70，当然会理解哪些帖子不应该发表。斑竹既然很普通，也就无所谓什么特别需要指出的“斑竹形象”了。斑竹更不会是论坛的“官方”，斑竹的言行只是他权利的一部分，他有权利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有权利把这些想法表露出来。这些想法或许和其他人的想法不谋而和，这很正常，如果和其他人想的不一样，同样也很正常。如果因为跟斑竹的言论相近，就把这人归到“你们”的行列，自己与斑竹看法不同，就把自己划入“我们”，这样有悖于论坛的公共性。论坛是属于大家的，只有观点的不同，没有你们，我们之属。不可回避的是，由于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不一样，自然会形成一些派别。但是如果故意地拉帮结派，排斥异己，那就不可取了。论坛是公共论坛，不是一言堂。

　　以上这是我要讲的两个问题，当然，我还有许多话要跟你聊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祝好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姜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○○四年元月十八日

致上帝之鞭的一封公开信


上帝之鞭哥们儿见字如晤。这么写只是客套了，其实俺哥俩还从没晤过呢，应该说，这是很遗憾的。算起来，我们认识也有好几年了，应该有三年半时间了。想当初，我们几乎同时来到鲁迅论坛，相互调侃戏弄，也曾风光一阵。后来你到新闻论坛征战，我去古风雅韵休息，今又重聚在鲁论，实乃幸事。然老弟三天两头换马甲，搞的我五迷三道，不知所以。每次看见论坛里有新面孔出现，就满心欢喜，以为迅坛人气又有飚升，谁知点击帖子一看，还是你这个老人。好在你的签名档很有特色，大家都识得。

你的签名里除了那些“卐”字符，还有几句话，很耐人寻味。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，这个世界迟早是要完蛋的，熵值不可能减少，世界越来越无序，这确实是令人沮丧的坏消息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现在只是公元2005年1月13日星期四。所以你“高唱着颂歌葬送全人类，渴望与这个世界同归于尽”的愿望多半会落空。既然愿望落空，你还是回到现实中来，回到人的群体中来吧。你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高高在上，以为自己是先知，是上帝的使者，握着上帝的鞭，当成上方宝剑了。我刚才都说了，谁都知道世界走向灭亡，其实用不着你婆婆妈妈、磨磨唧唧地提醒。你声称有上帝之鞭在手，但你并不能代表上帝。上帝是谁？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，这个世界不可能保持一个状态，如果存在一个永恒，那么就是死寂。所以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宇宙是有个开始的，在科学家那里，这个开始被称为大爆炸，而在信奉宗教的人心里，这个开始要归功于上帝创世。

这样看，这个“上帝”是存在的，那么，上帝的“鞭”存在吗？我不知道你握着的是鞭子的“鞭”，还是“鹿鞭”、“牛鞭”的鞭。如果是鞭子的鞭，那么上帝是残忍的，为什么要鞭打世人呢？我们都把上帝当成仁爱慈悲的化身，这个鞭子与此相悖啊！那么就是“鹿鞭”、“牛鞭”的鞭了，我想这是有可能的。如果上帝没有这样一条鞭，那么圣母玛利亚怎么会未婚先孕，生出来耶苏呢？从老弟你平时说话的口吻上，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比如你动辄肝火旺起来，就问候人家老母，这很容易让人觉得你这个上帝之鞭就是“鹿鞭”、“牛鞭”的鞭。

无论上帝之鞭是鞭子的鞭还是“鹿鞭”、“牛鞭”的鞭，都不是让人感觉舒服的，都会让人有种卑微的感觉。这样的感觉很难让老弟你与别人做正常的交流了，因为身份发生了变化，与人交流的前提应该首先是平等。也许上帝就是怕人们能够正常沟通交流，他要保持他的崇高地位。当初，人类都相互能听懂对方的语言，一起修建巴比伦塔，结果上帝不高兴，拆散了人们，让人类之间不能进行有效交流。这样，人类就不能团结在一起了。现在老弟你做的也是这样，你不能跟别人正常交流，怎么能让别人跟你好好说话呢？怎么能让别人跟你团结一致呢？怎么能让别人信服你，与你产生合力呢？你犯了一个低级错误，那就是以为靠自己打着上帝的旗号，靠嗓门大，靠尖刻恶毒的话语就能把别人镇住，其实适得其反。人们从内心深处崇尚的是平等，不会再相信上帝的谎言。上帝让人们被打了左脸之后，还要把右脸送过去，这完全是为了他奴役欺骗人们创造条件。人类已经觉醒，要平等相待。你怎样对别人，别人也会怎样对你。投之以鞭，报之以B！

不多写了，写这些全是为你好，你好自为之吧，祝你鸡年大吉！

鲁迅与胡适

一

胡适（1891一1962），原名胡洪［马辛］，字适之，安徽绩溪人。学 者。1910年留学美国，入康乃尔大学，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，从学于杜威，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。1917年初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文学改良 刍议》。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，同年回国，任北京大学教授。参加编辑 《新青年》，并发表论文《历史的文学观念论》、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，出版新诗集《尝试集》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。1919年发表 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》，主张改良主义。1920年离开《新青年》， 后创办《努力周报》。l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。1924年与陈西滢、王世杰等创办《现代评论》周刊。1932年与蒋廷［fu2]、丁文江创办《独 立评论》。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。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。1948 年离开北平，后转赴美国。1958年任台-湾“中央研究院院长”。胡适一生在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有成就，并有一定的代表性。 著有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》、《胡适文存》、《白话文学史》、《中国 章回小说考证》等。

毛泽东是胡适的同时代人。在不同时期，对他有过不同的评论。1936 年，毛泽东在陕北跟美国记者斯诺会见时，承认五四时期“非常钦佩”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，并承认胡适和陈独秀取代梁启超和康有为，成了自己 心中的“楷模”。当时，毛泽东曾写信给他，希望借重他的声望振兴湖南 的教育，胡适也赞扬毛泽东的文章“眼光很远大；议论也很痛快，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”。1945年8月，毛泽东“感念旧好”，曾托傅斯年转达对 他的问候。1954年秋，毛泽东发动百万知识分子对胡适政治、哲学、文学、 历史、教育等领域的思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。1957年2月16日，毛泽东在颐年堂讲话时，又指出“不能全抹煞”胡适，因为“他对中国的启蒙 起了作用”，又说现在不必恢复他的名誉，“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 问题吧”。同年3月10日，毛泽东跟朱穆之、舒新城、金仲华、王芸生等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，指出美国人妄图利用他这种“更加亲美的人”来孤 立蒋介石、取代蒋介石，而如果胡适这样的人上台，“那更不好”。196-4 年8月18日，毛泽东在北戴河跟龚育之、吴江等哲学工作者谈话，认为蔡元培对《红楼梦》的观点是不对的，胡适的看法“比较对一点”，从而对 “新红学派”的历史贡献，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。

鲁迅与胡适的交往，从鲁迅的日记看，是始于1918年，而来往较多的 是在1923年和1924年。1924年以前，他们从相识到友好，是朋友；1924年以后，他们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，又因了胡适的“高升”，他们日见疏远， 关系日趋恶化。此后，鲁迅时不时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胡适，在鲁迅生前， 胡适则一律采取“老僧不见不闻”的态度，从不公开应战。

二

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，胡适在《新青年》二卷五期发表《文学改良刍 议》之后，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，即：反对 文言文，提倡白话文；反对旧道德旧礼教，提倡科学与民主。此外，他们在文学、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，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。 在反对旧文化，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，他们密切配合，互相呼应：或是胡 适首先发难，鲁迅紧紧跟上，并作进一步的阐发；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，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。

关于倡导文学革命，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成为新文学运动的 发难信号。此后，他陆续又写作了《历史的文学观念论》、《建设的文学 革命论》、《易卜生主义》、《什么是文学》等等文章，在否定了旧文学的基础上，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文学论。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意见，在总体 上没有超出胡适，但在创作新文学的实践方面，却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。 鲁迅在《＜自选集＞自序》一文中说，“我做小说，是开手于1918年，《 新青年》上提倡‘文学革命’的时候的。”鲁迅认为，这些提倡“文学革 命”的“战士”“虽在寂寞中，想头是不错的，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。首先，就是为此”。鲁迅认为，“这些也可以说，是‘遵命文学’。不过我 所遵奉的，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，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， 决不是皇上的圣旨，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。”（《南腔北调集》）很明显，鲁迅所遵的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命，这当然包括了胡适。鲁 迅的“遵命”之作，切实地显示了革命文学的“实绩”，也弥补了胡适所 自以为的“提倡有心，创作无力”的缺憾。

到了1927年，鲁迅在《无声的中国》一文中，仍然对胡适的功绩给予 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：

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，是不容易的，正如命令一个死 掉的人道：“你活过来！”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，但我以为正 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所谓“奇迹”一样。

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“五四运动”前一年，胡适之先生 所提倡的“文学革命”。“革命”这两个字，在这里不知道可 害怕，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。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 “革命”，却没有法国革命的“革命”那么可怕，不过是革新， 改换一个字，就很平和了，我们就称为“文学革新”罢，中国 文学上，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……然而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，因为腐败思想，能用古文作，也能用白话作。所以后来就 有人提倡思想革新。（《三闲集》）

这里，鲁迅把“文学革命”，看作宗教上的“奇迹”一样，无异于让 死掉的人活过来。这也不是危言耸听，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对死的封建文学的革命。当然，鲁迅也指出，只有文学革命是不够的，还要有思想的革 命。

胡适在理论上提倡革命文学的同时，决心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实验白 话作诗的可能性。他努力去尝试，终于将零星写成的近七十首新诗结集为 《尝试集》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。胡适孤军奋战时，鲁迅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配合。鲁迅说：“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—— 但也不喜欢做古诗——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，所以打打边鼓，凑些热闹；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，就洗手不作了。”（《集外集·序言》）鲁迅作 新诗实在是为了给胡适助威，给对新诗持怀疑态度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， 1918年5月15日，他以唐俟的笔名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梦》、《爱之神》和《桃花》三首白话诗，以后又发表过三首。

当胡适遭到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围攻时，鲁迅挺身而出，撰写《估学衡》 与《答KS君》等名文，给予胡先［马肃］、章士钊等人以有力的回击。有关这方面的内容，我在《鲁迅与章士钊》等文中有介绍，此不赘述。

在学术研究方面，鲁迅与胡适之间，曾经过从甚密，相互切磋。从《 鲁迅日记》中我们知道，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出书前后，鲁迅曾反复征求过 胡适的意见。胡适在写作《中国章回小说考证》的过程中，也多次向鲁迅请教。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，凡是认为正确的便欣然表示同意；错误的 便明言直说，从不含糊其辞，拐弯抹角；有疑问的，也不苟同、提出商榷 意见。这在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》与胡适的《中国章回小说考证》里，都有明确的记载。

胡适对鲁迅也多有赞誉之词，仰慕之情。

鲁迅发表了《狂人日记》以后，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， 称誉鲁迅是“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”。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一文中，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“这一年 多（1921年以后）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‘创作’的小说的重要机关， 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。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‘鲁迅’的。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《狂人日记》到最近的《阿Q正传》，虽然不多，差不 多没有不好的。”1922年8月11日，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：“周氏兄弟最 可爱，他们的天才都很高。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，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，创作较少。”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。不言而喻， 胡适对鲁迅小说的推崇，不仅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，而且对 推动当时的白话文学的创作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良好的作用。

对于鲁迅前期杂文，特别是在《新青年》发表的《随感录》，胡适对 其中有些篇章，表示了极大的赞赏。如《随感录·四十一》关于“学学大海”、“摆脱冷气”、“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”这段寓意深刻的话，胡适 说，看了这段文字，感动得“一夜不能好好的睡，时时想到这段文章”。 （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上册）

对于鲁迅的翻译成就，胡适曾以《域外小说集》为例，与严复、林纾 的翻译文章相比较，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工夫，又能直接了解西文， 所以“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”。胡适在1958年的一次讲演 中，仍然肯定鲁迅的成就：“《域外小说集》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翻 得好，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。”（《胡适讲演集（一）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）

我们从胡适在1919年2月致钱玄同的信中知道，胡适原先“曾经拟过几 条办法”，很想做一部《中国小说史》”。据胡适说，“可惜没有试办的工夫”，终于未能遂愿。事隔三年，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出版了，胡 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，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，认为“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， 搜集甚勤，取材甚精，断制也甚严，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”。（胡适《白话文学史·自序》）

五四落潮以后，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开始有了小裂痕。1926年前后，“ 现代评论派”陈西滢与鲁迅发生激烈论战。胡适与陈西滢同是“现代评论派”的，以胡适的思想倾向来说，当然是更亲近陈西滢。即使如此，胡适 并没有介入这一争论，更没有对鲁迅进行任何公开的指责，反而于同年5 月自天津写了致鲁迅、周作人和陈西滢的信，居中调解，他说：

“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，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 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。我深知“ 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；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，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，我最惋 惜的是，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，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 方动机上的猜疑；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，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；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，更引起了层层猜疑，层层误解； 猜疑愈深，误解更甚。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，而当日各本良 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。”胡适最后还说：“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从今以后，都向上走，都朝前走，不要回头 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，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。我们的公敌 是在我们的前面；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。”（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上册）

从这封信可以看出，胡适是持息事宁人的态度，而不是支持陈西滢继续攻 击鲁迅，胡适对鲁迅还是比较尊重的。

三

鲁迅与胡适分歧的第一次具体表现，是对《新青年》“双簧信”的不 同看法。我在《鲁迅与钱玄同》一文中已有介绍，当时，《新青年》同人 “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”（刘半农语），他们从斗争策略着眼， 导演了一出“双簧戏”，激怒了封建卫道者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封建 主义守旧派短兵相接的斗争由是展开。胡适作为《新青年》的编辑之一，对“双簧信”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，但很不以为然，视之为“轻薄”之举， 并以为“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”并不值得辩论。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， 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，因为“矫枉不忌过正；只要能打倒敌人，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”。（参见《鲁迅年谱》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）不过， 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公开化，也没有发生冲突，属于各说各的。其实，这也 只是斗争方法问题的争论，并不影响他们在反对封建文化方面的一致性。

1920年前后，鲁迅与胡适在关于《新青年》的编辑方针的讨论中出现 了不同意见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从1920年春天开始，陈独秀有把《新青年》变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之意，因而在同年4月26日自上 海致函在北京的李大钊、胡适等13位主要撰稿人，其间问到“编辑人问题”： “（一）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；（二）由在京一人担任；（三）由弟在沪（继续）担任？”（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上册）北京的主要撰稿人如何回 答，不得而知。不过，最后采用了第三方案，从1920年9月起，《新青年》 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，由陈独秀在上海主编。《新青年》改刊后、编辑方针即有相应改变，更多地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。 起先，胡适对此也不怎么在意，还继续为《新青年》写一些诗文。到同年 12月中旬，情况有了变化。由于上海国民党当局下令邮局停寄《新青年》，而此时陈独秀又将赴广州，于是即致函在京的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等人， 通报说：“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，另外新加入编辑者，为沈 雁冰、李达、李汉俊三人。”（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上册）12月16日，陈独秀离沪赴粤的那一天，又专门致函胡适等人，谓：“新青年色彩过于鲜 明，弟近亦不以为然，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，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 为是，但如此办法，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。”（《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》，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）胡适收到此信后，于本月27日夜回信陈 独秀说：“《新青年》‘色彩过于鲜明’，兄言‘近亦不以为然’，但此 是已成事实，今虽有意抹淡，似亦非易事。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。现在想来，只有三个办法”，即：

1.听《新青年》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，而另创一个 文学的杂志，篇幅不求多，而材料必求精。我秋间久有此意 ……2.若要《新青年》“改变内容”，非恢复我们“不谈政治”的戒约，不能做到。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， 兄似更不便，因为不愿示人以弱。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 言。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，将《新青年》编辑的事，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。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 宣言，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，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， 声明不谈政治。

孟和说：《新青年》既被邮局停寄，何不暂时停办，此是 第三办法。但此法与《新青年》社的营业似有妨碍，故不如 前两法。

总之，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……

信末，胡适又特别注明：“此信一涵、慰慈见过。守常、孟和、玄同三人 知道此信的内容。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，都赞成，以为都可行。”（《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》